我叫王桂芬，今年79岁。年轻时我当过厂长，工厂出来的说话都比较直接，别见怪啊。
我知道你的来意，是要我说说杭州市郊这栋别墅里“抱团养老”的故事。我记得发起“抱团养老”的2017年，报纸上说，我们的祖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了，养老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。
不过，我发起“抱团养老”，主要是为了我的老伴朱荣林。当时他得了癌症，意志消沉。一儿一女都很孝顺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，时刻陪着我们不现实。
这个隶属余杭的村子很小，统共不过20户人家。1940年，老朱就出生在这里，他是正宗的农民子弟，杭州大学英语系毕业后，就在市里的中学教书。
我比老朱小5岁，从小住在西湖边的荷花池头。1963年，我考进杭州化工学校，和老朱在同学家里认识了。我知道老朱对我有点意思。
毕业时，我分配到台州的天台机械厂，户口也被送到了那里。天台很远，一路坐车颠簸得很。我想，和老朱是没缘分了。
没想到，老朱把自己的工作和户口也迁到了天台。碰到这么好的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，1969年结婚，生了一儿一女。用儿子的话说：“爸爸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事就是娶了妈妈。”每次这么说的时候，老朱就会笑而不语。
一直到1982年，我们才调回杭州。老朱去了瓶窑中学，我到了瓶窑医学化工厂。
退休后，我们好日子来了，两个人出门旅游，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。2010年，儿子出资，把村里的朱家老屋拆了，盖起这幢三层楼的别墅，供我们养老。
别墅造好后，老朱再也不想回城里住了。城里不管什么房子，他都嫌小。这里整个村子都是亲属和朋友，大家说说笑笑，远比独门独户要开心。
那次，老朱做完体检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江西旅游。人还在路上，医院就打来电话，老朱查出了膀胱癌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
前前后后，动了三次手术，病情是稳定了，但老朱，人完全变了，不爱说话了。一道出门，他不光走得慢，落在我后面，有时我回头一看，他脑袋和双肩探出，后背弓着。
老朱变成这样，我说不出的难受。生病对他打击太大了！正好我从报纸上读到，余杭有个阿姨在搞“抱团养老”，可惜搞失败了。
我给老朱看报道，指了指家里三层楼的别墅，“要不我们也试试？”我想他开心点，有些伙伴一道说说话，我自己也能减轻一些家务负担。
老朱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多一点人在一起，烧菜也可以多几个品种。而且我们有9个房间，每间房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，蛮有优势的。
在周末的家庭聚会上，我们把想法和孩子们说了，儿女都支持。唯一的要求是，周日最好能把房子腾出一两间来，让我们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。
2017年5月8日，我在杭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“招租启事”：招募年龄差不多的老人住进自家别墅。
我们计划招4到5对老夫妻，年龄在六七十岁的，最好不是独居老人。因为以后大家轮值烧饭、买菜，年龄太大或者身体不好，就难办了。
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，大多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，经历过下乡插队、兵团建设，退休前的职业五花八门，有印刷工、电信工、销售员。现在孩子都大了，各自成家了，也和我们一样，面临着“孤独”。
毕竟是要生活在一起，我们也很谨慎，希望住进来的老夫妻经济上不能太计较，说话上能多包容。一个月里，我们邀请了一些条件合适的老夫妻来“面试”。
“面试”些啥呢？就是带着来应征的老夫妻去“农家乐”，一起吃饭、喝茶，打几圈麻将。大家都是AA制。这些细小的地方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。
03在每一天的热闹中，我们驱散了衰老和孤独。老朱的笑容多了，人也开朗起来
2017年7月3日，五对“面试”成功的老夫妻正式入住，我们的“养老团”成立了。
我当过厂长，管理过200多人的厂子，所以一开始就给“养老团”制定了详细的章程。我们所有的经济账目都是透明的。
住进来的五对老夫妻，都是杭州本地人。租给他们的房间，朝南的月租金1500元，其他朝向的房间每月1100元。
这个房租可不是给我和老朱的，而是支付三个工人的工资。厨师阿姨每天做两顿饭，月薪2000元；修剪草木的园丁，月薪也是2000元；保洁阿姨一周打扫两次，每月1200元。
我在饭厅放了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写了每个老人的名字，吃一顿早饭，画一划；午饭或者晚饭，画两划，月底按“正”字笔画数结算。
住进来的老人都很相信我，比我年纪小的，客气地叫我一声“大姐”。不像老朱，一开口就是“老太婆”。
“养老团”成立后，每一家都认真执行轮值的规定。当值的那家负责做早饭、买菜、帮厨、洗碗。原本冷冷清清的房子热闹起来了。
每天下午4点半，厨房里的烟火气就飘荡在村里。喜欢烧菜的小张（他61岁，我喊他小张），主动钻进厨房，帮烧菜阿姨做饭。
这时候，小张的老婆小玲正和我们在楼上“砌长城”（打麻将）。在每一天的热闹中，我们驱散了衰老和孤独。
不是夫妻共住吗，为何会是单数？是70岁的阿花报名时撒了谎。真见面时，她其实是一个人，丈夫早年去世了。
阿花是国企退休职工，有一儿一女。她和女儿住，如今孙辈都已上学，子女白天忙于工作。阿花住到我们别墅来，也是给自己找一条出路。后来，她一直住到我们“养老团”解散。
老蒋夫妻是名额空出后，中途加入的。老蒋以前是拍电视的，见多识广，和老朱很快成了好朋友。后来“养老团”解散了，他还常常回来看看老朱，给了我们很多安慰。
老蒋很有特色，戴一顶洋气的贝壳帽，头发有点长，穿格子衬衫，外面罩一件西装背心，“木牢牢”像艺术家嘞。
老蒋在城里有两套房子，还常到横店影视城客串一两个角色。老蒋的儿子工作也很好，每个月都劝爸爸出去旅游，他报销来回路费。
老蒋很想把“抱团养老”继续做下去。他说，人老了反而更需要朋友，需要社交。
老蒋搬进来时，带了一条黑白相间的中华田园犬，叫“格格”。“格格”性格特温顺，一来就和村里的“土著”狗交上了朋友。
老蒋还说，一个人从退休到离开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衰老。他说，也许哪一天，他会写一本专门讲老年生活的书。
我本来想，大家饮食上的习惯差不多，一起生活多好。但有些时候，也会遇到一地鸡毛。
最简单的矛盾来自一日三餐。这个人喜欢吃肉，那个人喜欢吃素，怎么弄？体重190斤的交这点饭钱，体重100斤的也交这点饭钱，后者感觉自己吃亏了。
有的人习惯早起，有的人喜欢晚起。两拨人的起床时间要差4小时。冬天用高压锅煮稀饭，晚起的人就会抱怨稀饭冷了。
渔儿和菊儿，是第一批入住的房客。每次值日，她们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便宜几角钱的菜，还喜欢多买一点，剥完的豆子拿袋子密封好，放进冰箱，下雨天就不用买了。
老蒋就觉得过日子没必要这么节省，新鲜的豆子才4元钱一斤，跑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买来后还要放进冰箱速冻，有什么好的？
老蒋的话也很实在，“再过十几年，想吃也吃不了，想动也动不了，这人生最后一段路，为啥不好好享受？”
再比如吃菜，我和老朱是主人家，一般最后一个去夹菜。通常这时候，盘子里的好菜已经被夹光了。要说我们心里一点芥蒂都没有，还真不是。
再比如打扑克，有的人特别较真，输了牌就光顾着埋怨队友。后来嘛，这个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，从此关张。大家吃完饭，散完步，各自回房。
像不像小孩子？这么多老人在一起，也和小孩子一样，今天吵过，明早又坐在一张桌子前，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起同一个菜。
06来我们这里，有人就是为最后的养老院做准备，学习“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”
但是啊，十根手指尚有长短，何况人？有人一直留到了“养老团”解散，也有人因为种种原因，中途退场。
我们放心不下，打了120，把她送到瓶窑镇上。到了医院，她不舒服的症状好了许多。一做检查，也查不出器质性的毛病。
等渔儿先生回来后，两夫妻一商量，还是决定结束集体生活。消息刚透出去，一对老夫妻就赶来看房子。
这对夫妻，老太太74岁，上楼梯要一个台阶迈两步。老先生78岁，耳朵不太灵光。我担心他们年纪偏大，本想周末见完其他人再作决定。经不住他们再三表达诚意，最终答应试住3个月。
我们的房客大多是“50后”，他们的子女大多是独生子女。于是，他们就有一种心理感觉，感觉自己是被子女“抛弃”的第一代人，而且以后势必要住养老院。来我们这里，有人就是为最后的养老院做准备，学习“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”。
60多岁的小徐夫妻要走了。他们86岁的老父亲突发疾病，家中无人照料。这给我和老朱提了个醒，“养老团”最好能有个医生入住。
小徐夫妻走后，我们确实招到了一对新夫妻，男的当过医生。但住了不到两个月，医生夫妻走了。
那个医生有70岁，以前中风过，左手仍旧一抖一抖的。有一次一起吃饭，医生没端稳饭碗，菜撒了一地。有人就笑出了声。
这话大概也被医生夫妻听到了。第二天，老两口便结清房租，去苏州投靠独生女儿了。
是一个西安来的老太太。她不晓得从哪里知道了这个“抱团养老”，背着一捆棉被、一罐辣椒酱，就来杭州了。
这样慕名来的“不速之客”很多。主要那几年，我们“抱团养老”的故事被太多媒体关注。除了接待来访的记者，我们还经常受到邀请，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。
有一次，我和老朱，还有老蒋三个人，早上8点不到就出门了，到杭州电视台录节目。地铁上，老蒋掏出三四页密密麻麻的稿纸，拿起钢笔又添了两句。
但老蒋心细、认真。他有个文件夹，收藏了2017年以来所有关于我们“抱团养老”的报纸新闻。说真的，他很像我们“养老团”的新闻发言人，但老蒋不承认。他说，“没有一个媒体是我找来的，都是记者主动上门，说明了什么呀？”
有一位研究“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模式”的高校老师，看到央视新闻频道关于我们的节目后，专程来杭州拜访，说要“取经”。
还是老朱看得开。他说，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名和利都是空的，上新闻也不过图个热闹。我们“养老团”最关心的是，“我活着，还健康”。
他会打开他那个文件夹，指着一张张照片跟我说：“这个是法国记者爱丽丝，正在采访朱老师。”“这个是我们去北京中央电视台，参加《夕阳红》节目的录制。”
老蒋算了下，从2018年起，一共有三四十家国内外的媒体，还有七八所大学的老师、学生，来过我们这里采访、调研，考察“抱团养老”的首个“成功”案例。
2019年农历年底的一天，老蒋和妻子抱着小狗“格格”离开，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。我们挥手告别，相约再见。没想到一个月后，新冠疫情就来了。
再像以前那样过集体生活，显然不现实。老蒋夫妻的衣服、鞋子、电水壶这些私人物品，一直留在别墅。这一留，就是三年。
我常常回想起从前。那时候，老蒋会和老朱开玩笑，他们就像真的两兄弟。餐桌上，菜上来，我往老朱碗里夹了一只虾，一块东坡肉，几片青菜。老朱颤巍巍地用筷子，将肉捣成两半，再小心翼翼夹起来，放进嘴里。
老蒋就坐在旁边，也给老朱夹起一只虾，接着聊起死亡，“能吃的时候就多吃点”。
老朱听了，笑起来，露出两排白牙。老蒋又说，“你要少睡一点，反正以后还要睡很久。”老朱又笑了。
“抱团养老”的房客中，有人遗憾地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，还不到60周岁，癌症。也有人继续潇洒人生，旅居在泰国，和老外一起翩翩起舞。
我们的“养老团”是散了，即使有机会重头来过，也不可能是原班人马了。因为，对我最重要的人，老朱已经走了。
我最宽心的是，最后那几年，有那么多说说笑笑的人陪伴着，至少老朱是开心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