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岁王计兵的常见标签是诗人、农民工、外卖员、小卖部经营者,邳州王庄村人在昆山;还有他最著名的诗作《赶时间的人》。他说,他喜欢外卖员这份工作,“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,说不同的话,观察不同的人生。”
前两天,送外卖的途中,他看到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,写“它们落定成一句标语”;看到一位流浪者,写“他被月光的银丝捆住/像一只蛹/被自己的丝裹住”。
读诗时,王计兵的眼睛眯起。他中等身材,举止斯文,讲话不疾不徐,且十分礼貌;刚喝下咖啡,他怕有气味,立刻用清水漱口。
关于55岁王计兵的常见标签是诗人、农民工、外卖员、小卖部经营者,邳州王庄村人在昆山;还有他最著名的诗作《赶时间的人》,“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/只有一站和下一站……每天我都能遇到/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/用双脚锤击大地/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。”
2023年,外卖员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。他出版了两本诗集,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获紫金山文学奖。第三本诗集也已在与出版社洽谈。
这注定他不得不赶另一种时间:参加各级机关单位的会议,录制节目,接受采访,与各地作协外出采风。去年整个12月,他只在昆山完整地呆了三天。
起初,这些变化让他慌张,“不像送外卖,每天笃定清楚自己要干什么。”经过一年锤炼,他感觉自己从容多了。有媒体来访,他不看提纲也不备稿,“就要当场聊,才真实。”
送外卖则仍是本行。王计兵说,12月里空闲的三天,他都出门去送外卖,在目所能及的以后,也将一直送下去,“当你戴上头盔,骑上车,手机响起的那一刻,你陷入工作状态,你感受到一种真实,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。”
过去,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,将诗歌形容成“生命空地的一场大雪”。在2023年年末,他认为这个说法已不准确,“诗歌已彻底、实在地改变我的生活,不能再用空洞的说法,要具象——它应该是我生命里的红花绿叶了。”他珍惜这种改变,因为深知它的不易。
“我不叫兄弟/兄弟在别的城市/我不叫父母或孩子/他们都在乡下/我明明一动未动/名字却跑丢了/你可以叫我:上一个/也可以叫我:下一位。”——《请叫我王计兵》
2017年,在一个诗友群里,杨华与王计兵结识,两人同岁且同乡,相见恨晚,从晚上八点聊到十一点。
几个月后,杨华到昆山出差,借宿在王计兵家,两人在一间矮小的阁楼爬上爬下,找诗、读诗,兴奋异常。
作为江苏省邳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杨华见惯了许多坐在办公的地方、喝着茶、吹着空调的诗人,王计兵很不同。王计兵是在疲于奔命的间隙写诗——白天他是外卖员,等餐时,敲一扇门时,骑着电动车穿行时,灵感来到,他就向自己的微信发送语音。晚上回到自家的小卖部,坐在香烟、电池和糖果堆里,把语音整理成诗样的文字,录入电脑。
杨华盛赞王计兵的诗,“有一种质朴的力量感。”并要他坚持写作。王计兵掉泪了,问,“诗歌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能养家糊口,我到底该怎么做?”
王计兵的生活里,经济窘迫是贯穿的主题。19岁,家里没钱建房,他和二哥到沈阳做木工。20岁,他回到家乡,在沂河里捞沙子。结了婚,仍受穷,他与妻子去新疆打零工,又独身去山东开了七年翻斗车。2002年春天,他和妻子来到昆山时,全身上下只有五百元钱。最困难的时候,一家人住在废弃河床上搭出的木板房里。摆地摊、拾废品,夫妻两人攒了些本钱,在2005年开起一间日杂店。勉力维生。再后来,女儿借读高中,儿子赶上昆山市的积分入学政策,只能入读昂贵的民办初中,每年要共计近十万学费;2014年,他与妻子在昆山买下第一套房,房贷成了另一座大山;实体小卖部的经营越来越差,月利润只有两千元左右。
杨华来访时,王计兵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为讨生活,除开店以外,他骑三轮车卖水果,在铁路上做装卸工,在小卖部门口支早点摊。2018年,他开始兼职送外卖。每天早上6点,小卖部开门,他守着店到上午10点,做完家务的妻子来换班,他就出去送外卖,一直到夜里11点。但外债还是越欠越多。
写诗是纾解苦闷的良方。十多年里,他每天会写两三首诗,写自己的心境与生活,写熟悉的父母、妻子、孩子,写陌生的保洁员、农民工、外卖员们——与杨华相识时,他已写下几千首诗。
酒桌上,杨华劝王计兵投稿。王计兵第一次调转视角看自己的诗。过去,他写着玩,“一点爱好,总要有地方发散精力。”但他确有过泛泛的设想,在年迈之前,整理写作一本书,作为自己曾来过世界的证据。
喝完那顿酒,王计兵选了十首诗歌投出。一投即中,在《绿风》诗刊上发表了三首诗。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发表诗作,拿到数百元稿费。他再投稿,再中,样刊一本本寄回,收在小卖部的货柜上。
2020年,王计兵兼职的外卖平台举办了一场外卖员才艺展示,他拿了几首诗去报名,成功入选,得到300元奖金,并被放上网宣传。各类媒体找上门来,苏州电视台为他做了一期短纪录片。那之后,他发现,投稿比以前更容易了,“被采用的几率变更高了。”连《诗刊》也注意到了,主动为他发表了一组作品。
2022年,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《中国外卖》,采访王计兵并引用了他的诗歌,其中那首《赶时间的人》被媒体人转发到微博上,引来了2000万的点击量。半个月后,陆续有出版社联系王计兵,问他愿不愿意出本诗集。“我问,要不要我花钱?他说,不要你花钱,我们还给你钱。那我想,好。”
2023年,《赶时间的人》同名诗集出版,一炮打响,获得豆瓣年度诗歌图书排行第一名。
书评写道,如同一个来自中国底层的行吟诗人,王计兵记录下自己和他们的狼狈,以及作为劳动者的自尊。
2023年年底,新京报记者在王计兵于昆山的家中见到他。电视背景墙上嵌放着他初投诗稿以来,获得的九个奖杯及奖状。更多的奖状堆叠着,被搁置在底下的电视柜里。
他审慎地看待自己今日的处境:“成名是偶然的,是一种幸运。”他混迹过几个诗歌论坛,当过几任版主,“论坛里,有不少草根诗人都写得不错。但草根诗人们,很难走出来。”这种评价,也适用他自身。
“王庄村太小了/小到在任何一张祖国的版图上/都找不到她/那么多庄稼,房屋和乡亲/不见了。消失在那么多/曲曲折折的线条里……”——《村庄和地图》
在昆山的某一天,王计兵试图在地图软件上查找家乡王庄,查询不到。他感到隐隐的乡愁。
小时候,王庄村里种一季小麦,一季玉米。近些年,邳州发展银杏景观,和许多村落一样,王庄的农田成了银杏园。
他的成绩不错,一直是数学课代表,原本是要考大学的。初二那年,他父亲从广播里听说一所武校招生,“文武兼修”,怀着强身健体的希望,把他送入那所学校。他到了才发现,武校的文化课只在小学阶段。他写信告诉父亲,半个月后,父亲来了,被教练带去吃饭喝酒,“不知道说了什么,最后还是让我留下。”他就此失学了。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,便去乡里的新华书店,买下高一到高三的全部语文课本,自己读。
线年,春节刚过,他踏上北上的火车,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。“刚成年,猛地发现自己可能一生都是一个农民工,为了干活而干活,扛木头,打钉子,毫无意义。”他沮丧,不合群,下工后的工友们聚众赌牌、谈女人,他也没有兴趣。
为了找点事做,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,每天外出跑步十几公里。跑了几次,发现离工棚三四公里远的地方,有一个旧书摊,光看不买,老板也不赶人。于是,每晚收了工,他就钉在那儿,看最多的是期刊杂志,比如《知音》《读者》;也有金庸、古龙、琼瑶的小说,但一天读不完,第二天再去,往往就找不见了。那会儿他对诗还没有特别的注意,只是赶时髦,抄过几句汪国真的诗。
有一天,他读到一本西班牙人写的中国武侠小说——这段回忆,他自己想起来也不可思议,“具体的内容不记得了,就记得书里写,有个高手背着草帽走在路上,遇见恶人在欺负一对母子。那晚上我就读到这里。”回工棚的路上,他忍不住想,那个高手到底有没有救那对母子?他背后抽出的是剑还是刀?“干脆自己来续写吧!”正好他有武校的知识,编了几个白鹤亮翅之类的招数,为那小说续写了一个高手拯救母子的章节。
过了一段时间,他又在书摊上找到这本小说,发现后续剧情与自己写得差不多,“写作的感觉一下就被点燃了。你出了书,但你写的和我写的也差不多。所以写作也没有那么难。”他开始为不同的故事续写。
一年后,王计兵回到家乡王庄,在村后的沂河里捞沙子。那是“前半生最艰苦的日子”,他成天到晚地泡在水里,而沙子会像砂纸一样擦过他的身体。结束一天工作后,他往往手脚渗血,“撒上了辣椒粉的那种辣的疼。”
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,激起他人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。他几次用买过冬新衣的钱,在集市上买回几蛇皮袋的旧书。1992年,他的小小说处子作《小车进村》在一家杂志上发表,后续又有多篇小说刊登。他还打算创造一部长篇小说,他想当作家,靠写作谋生。他写得昏天黑地,有时放下笔,人就直挺挺倒下,晕厥过去。为体验小说人物的丧亲心境,他披麻戴孝地在村里走,这彻底激怒了父亲。同年冬天,他的包括二十万字小说在内的手稿被父亲付之一炬。
30多年后,在昆山的家里,王计兵比划着身前茶几的高度,“我写了很多稿纸,至少比这张桌子高得多。”但旋即又补充,那时的他“太沉迷了”,是“不正常”的。
“现实,占我生活的80%,浪漫只是生活中的20%。”他自评,现在的他绝不是个浪漫主义的人。
焚稿事件后,他两个月不与父亲说话,而后自然而然地走向和解。专注现实,不再写作,是两人达成的默契。
再后来,他结婚,去新疆、山东、昆山,没再和任何家人提起写作。但写的欲望像好酒者喉咙里的馋虫,他忍不住。他又与自我达成默契,可以写,但不许再影响自己与家人的现实生活。
起先他是写日记性质的文章,记录当天发生的事、遇到的人,或许再发挥几笔创作。在山东开翻斗车,他随手写的稿纸,第二天就扔进炉灶烧火。刚来昆山,他拾了一年荒,在废纸板上写所见所想——他的笔名“拾荒”就是为了纪念那段时光。
2009年,王计兵家里购买了第一台电脑。他杵着手指头学打字,开通了QQ空间,把创作的文字发在上面。为了节省打字时间,有几次,他在保留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,将原本千字的文章删减成几段精彩的句子。
其中一篇是关于母亲的,标题叫《我的白发亲娘》。十五年前,一位网友看见这篇文章,留言说,只要稍加断句,这就是一首现代诗歌。
痴迷地读了许多诗后,王计兵发现,“原来这样写作的人非常多。”这种轻巧的、高效的又足以抒情的写作方式,成了他日后的首选。
“两个男人像两块木炭/各自守着炉火半边/煤球块偶尔炸裂,啪地一响/夜色深暗/偶尔有过路的车灯从门缝照进来/像是生活伸进来的一根火柴/一张脸皱纹纵横/另一张脸正在皱纹纵横/一条河流正在接近另一条河流。”——《和父亲一起除夕夜守岁》
王计兵开艘小铁皮船,船上如坐了人,能装的沙子就少了。但他执意要载燕子一家人渡河。一来二去,两人熟络并恋爱、结婚。最早,燕子是他的文学观众,他会在河滩上预先写些话,假装无意间携燕子路过,给她惊喜;他抄书、抄精彩的句子,念给她听。起先,她也回抄并回念,但逐渐认为这是一种不务正业,“以为他就知道玩。”燕子说。
“她是个百分百活在现实的人。”王计兵评价妻子,“比起给她买朵鲜花,给她买条手绢或者丝巾,她会更高兴。”他在诗集的自序里也回忆,“在她的心里,一个男人可以大口喝酒大块吃肉,哪怕粗犷得像个土匪,也绝不可以多愁善感地闷在一个角落里写作。”于是,在妻子面前,他收敛起来,假装不再写作。
独自在山东开翻斗车时,他虽不用避讳家人,可光明正大地写作,但也像是“自言自语”。他曾为工地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创作了一篇长达24页的顺口溜,在宿舍里念出来,工友们嘻嘻哈哈,没当回事。
到昆山后,他偷偷地在纸板、烟壳上写东西,仍是“自言自语”,不敢让妻子发现。
▲王计兵用小卖部的电脑上网。空闲时,他也在这里整录诗歌。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
2009年,被网友引入互联网上的诗歌圈后,在论坛和诗友群中,这种孤独感快速消解。王计兵至今仍感谢红袖添香论坛的一位版主,“他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,只要发现一点意义或意境,就会飘红我的诗。”以他现在的眼光看,那时他的诗多含有极大水分。诗友间的这类鼓励,让他受用,也给他信心。
另一种苦恼,源于在生活里隐瞒自己的写作。甚至在收到登有自己诗歌的样刊时,王计兵都悄悄藏起,不敢拿给妻子看。直到2019年,他获得第二届国际微诗大赛金写手奖,要去海口领奖,才不得不向妻子和盘托出。
对于丈夫获奖,燕子大吃一惊,而对于丈夫一直在写作,她则十分平静。实际上,近三十年间,她与丈夫心照不宣。她知道他“没断过”,因为总在他的口袋里摸到纸笔。丈夫的QQ与她共用,QQ空间里的诗她也能看见。有几次,她刚走进店里,他立刻把电脑屏幕关了,后来她打开,写诗的窗口还在。
“网上有人骂我,太物质,不支持老公写诗。”燕子说,“其实我就是不说支持,也不说不支持。以前,他写他的,不耽误店里的事,不耽误正常营生,就行。”
她承认自己不懂诗,近几年,丈夫在这方面的成绩远超她的想象。她便开始试着阅读,甚至会在丈夫创作后,凭直觉点评,这首诗是好还是不好?王计兵很看重这些评价,“我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和她是差不多的人,不专业的人。所以我必须在乎她的感受。”
2018年,接到成功加入徐州作协的电话时,王计兵正在老家探望父母。他的父亲听到了这个电话,沉默许久,说,我耽搁了你这么多年。那刻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王计兵所渴望的遥远的理解,终于来到。
他曾多次以诗写父亲。加入作协的同年,父亲去世,守灵的七天里,王计兵又作了四十余首关于父亲的诗。他用来语音记录灵感的微信账号,正是注册自父亲的手机号。
2023年年底,在昆山的一个午后,讲起家人们,王计兵仍会哽咽。“生活里,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。”他说,“我一直不能给家里带来想要的生活,这一点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压力。”
他自称有相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,比方说,要让父母宽心,要给予父母陪伴,比方说,丈夫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,让妻子过得“随心所欲”。他认为自己通通没有做好。
他举例,当初与自己同期来昆山的两个乡党,一个开了大公司,另一个有七套房。“有时候我们搭他们的车一起回乡,坐在车上,我就有对家人的亏欠感。”但他很快又表示自洽,“我们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做事情,所以是没有遗憾的。我清楚人与人的能力不一样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”
第一次获得诗歌大奖,拿到奖金后,王计兵花几千元给妻子买了件衣服。那在他们家属于破天荒的消费。有商业公司邀请他参加活动,他得赠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,也送给妻子。诗集的稿酬分批打来,2023年是他们家收入最高的一年,外债正在逐步偿还。夫妻俩都觉得,生活第一次这么有希望。
▲王计兵家中的旧沙发。是十几年前邻居送的,他一直舍不得换。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
2010年前后,有邻居送来一个坐旧的沙发,弹簧没了,底下也已坐穿。燕子兴奋地收下,扔一条被单在沙发芯里,又用一些旧课本把沙发脚垫起。
王计兵记录下这个场景:“邻居送来的旧沙发/让妻子兴高采烈……我在卫生间,用清水洗了脸/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/一直以来/我不停地流汗/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/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/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/爱着爱我的人/快三十年了,我还没有做好准备/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……”
十余年后,这张沙发还摆在他们家的客厅里,王计兵舍不得换。“三毛曾经用旧轮胎做沙发,”他类比道,“比起来,我只是继续用旧沙发做沙发。”
“毕业时他羽翼丰满/但现实很快/拔掉他的翎羽/他说,那时/就是一只落汤鸡/站在岩石上/抖擞浑身的水珠……”——《外卖小哥的鸿鹄之志》
2023年12月26日下午5点半出头,王计兵跨上电动车,开始送外卖。第一批接到两单,送往同一个打工公寓小区。
但导航显示的路封了,路边拉起铁丝网,绕得像迷宫一样。“送外卖最怕什么?封路、商家出餐慢、顾客电话打不通,或者要上楼,但所有的电梯都显示往下。”王计兵说。
5点58分,他终于绕到一处豁口,第一份餐送达。6点03分,在同小区的另一栋楼,第二份餐送达。
2023年,他的全部送单量还不如往年的一个月多,所以平台将他降到最低级,给他派最少的单。这天晚上的两个多小时里,他只跑了五六单。
不论怎样,对外卖这份工作,王计兵是感激的。最早,他只希望通过兼职送外卖,每天能挣100元钱。真正尝试后,他发现了自己一天能跑50多单,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。
前段时间,在直播间,他说自己最喜欢在刮风下雨天送外卖,“被好多同行骂,说我讲话不负责任,哪有外卖员喜欢下雨的?”他的答案很直接,“我喜欢的是下雨天的收入,暴雨的时候,很多单子会不断加价,到最后甚至有可能翻倍。”远单他也喜欢接,一是价高,二是路途上有更多时间,他可以思考与放空。
2023年,王计兵受邀参与一个项目,采访、写作外卖员群体。他采访了60个人,写成100多首诗歌,收录在他即将出版的第三本诗集《低处飞行》。
什么是低处飞行?“不是每一对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,鲲鹏十万里始终是极少数。更多的翅膀是麻雀、蝴蝶和蜜蜂们的,和我们广大的平民百姓一样。”王计兵说,“谁都想展翅高飞,但是我们能力有限,飞在低处。低处的飞行,也是飞行。”
他采访的外卖员中,有的先前在流水线上,有的干体力活,在码头做挑夫或翻砂工。有的是全职妈妈,趁孩子睡着的时候,出来送外卖补贴家用。还遇到过一个年轻人,自称是研究生,只送几天,“找不到工作,过渡一下。”他遇到的最强外卖员,一天能跑120单以上。但一次雨天送外卖,摔断了8根肋骨。恢复过来了,继续送外卖。
顾客细分也有不同。给工厂送外卖,多是盒饭、炒饭、炒面等经济又顶肚的食物。而给写字楼送,则多是奶茶、饮料等零食。他遇到过刁蛮的顾客,喝醉了酒,揪住他的衣领在房间里来回拉扯。也遇到过善意。有一次,他给一个别墅区送去四杯奶茶,不留心洒了三杯,顾客却不要他赔。
从写作的层面来讲,他喜欢外卖员这份工作,“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,说不同的话,观察不同的人生。”又说起,如果有汽车的话,他也十分愿意做出租车司机,“一样能接触到很多人,还不受风吹雨打。”但在山东开翻斗车的七年里,他目睹两个兄弟出车祸死在眼前,他不敢开车。
送外卖,王计兵也出过事故,从天桥的斜坡上摔下来,被压在车下,扭了膝盖,在家躺了一个星期。此外,就是迎风泪和时不时的膝盖刺痛,他怀疑是骑电动车长期受风吹所致。这都是送外卖给他留下的痕迹。
出名之后,昆山的一家教育学习管理机关请王计兵去做写作老师,开的条件很好。他不去,怕误人子弟,“我如果能当老师,人家师范生就不值钱了。”他说,他不是不能接受外卖员以外的工作,但他要衡量自己的能力。前阵子,他在江苏卫视录节目,主持人让他大胆畅想2024年有什么计划。他苦想不出,只好乱答说,希望能做一些和文学期刊杂志有关的工作。“实际上,如果线%会推掉。我知道我不能胜任。”
他多次与人说,很多著名的诗他其实看不懂,“你不得不承认,有一些人的水平确实是高高在上的,思想确实是超前的。我达不到他们的文化渊源、写作高度。”目前,他唯一确信的是,自己的身体还很棒,送外卖爬六楼都不喘粗气。
他还处于创作欲爆棚的时期。2023年,他每月平均写作80首诗,最多的一个月写了120首。这是因为生活在剧烈变化,他说,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信息量让一个写作者应接不暇。
未来,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,或是在写诗的间隙送外卖,王计兵觉得,听上去都很不错。“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/是日子里喝下的药/毫无疑问,我的诗/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/良药苦口。而糖的余味/贯穿着岁月的甜蜜/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”这首诗,被命名为《我的诗》。